【朱鎔基影響中國最深遠的政策之一】
媒體討論朱鎔基政策大多著重於他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施政，不過他擔任副總理時做的一件事，對中國的影響巨大，延續至今。
1991 年朱鎔基從上海到北京成為國務院副總理，表面上是總理李鵬提名，增加兩名副總理之一，實際上是鄧小平拉拔。
當時常務副總理姚依林身兼政治局常委，才是真正的經濟與財政金融負責人，不過姚依林和李鵬都是傳統官僚，和鄧小平路線有所差異。姚依林已經 74 歲，隔年就是十四大，本來已經將部分經濟管理權限交給朱鎔基，後來更以身體因素為由，讓朱鎔基主導經濟大權。
果然在隔年的十四大，朱鎔基罕見三級跳，從原來的中央候補委員，跳過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直接晉升為政治局常委，鄧小平視朱鎔基為實現其路線的主要推手之一。
朱鎔基反貪，但是他兒子朱雲來之後擔任了中金公司總裁兼執行長，主導中國大型國企上市與重組案而發了大財。他的國企改革影響深遠，改善國企效率，但也讓不少人失去鐵飯碗而抱怨連連，尤其是他早年工作的東北。他主導中國加入WTO，固然令中國經濟受益並成為世界工廠，但是中國不遵守規則卻讓世界受害。
除此之外，朱鎔基在副總理時期實施的分稅制，對中國影響巨大且深遠至今。
分稅制牽涉到國家稅收多少給中央，多少給地方，決定了地方經濟分權到什麼程度，以及中南海強大到什麼地步。
毛澤東掌權後實施計劃經濟，絕大部分的稅收都是中央的。但是每次中央犯大錯，中央分到的錢就會變少。比如說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之後，地方的稅收就會大幅增加；文化大革命後，地方的稅收也大幅增加。中央沒大錯時，就會慢慢把錢集中到中央。
這對中國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但這不是我們今天要談的，而是中央地方吵來吵去，終於在 1980 年代開始實施「財政大包乾」制度。
一開始只是在廣東、福建兩省試行，1985 年開始推廣到全國，此後中國財政就變成「強地方、弱中央」。
中國「全面大包乾」就是地方政府只要把事先和中央約定好的錢交給中央，剩下賺再多的錢都歸地方政府自己支配，這樣中央可以有穩定的收入，地方有誘因發展經濟賺更多錢。
但是只要對中國官場文化有所了解的，都可以猜出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地方開始鑽漏洞，避免將錢上交中央。
為了不讓中央發現地方其實很有錢，從而在下一次談判中提高上繳基數，地方政府會減免本地企業稅收，讓企業把利潤留下來，不用交稅，而是透過「企業贊助」、「集資維修」或各種名目，直接把錢花在地方的城市建設、員工福利上，形同對中央「逃稅」。
地方政府發現，只要收入列入「預算內財政」，就可能被中央按比例抽走；於是，地方政府大力發展「預算外收入」，例如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向企業和市民收取各種「行政規費」、「集資款」、「攤派費」。
這導致「強地方、弱中央」，還發生過中央向地方借錢發工資的案例。
朱鎔基在 1994 年副總理期間推行的「分稅制」，就是要讓中央變強、削弱地方。簡單來說，錢是這樣分的：
中央稅：關稅、海關代徵的消費稅和增值稅、消費稅等。 地方稅：營業稅（後改為增值稅）、個人所得稅（後改為共享）、城鎮土地使用稅、房產稅等。 中央地方共享稅：如增值稅，一開始中央分 75%，地方分 25%。本來在全面大包乾下，中央的錢低到只佔 22％，分稅制後，一下子跳到 56%。稅務明確而且取消了一些地方東藏西藏的錢，全國財政收入佔GDP 比重從 1993 年的 12.3% 提高到 2012 年的 22.6％，給了習近平向外擴張的資本。
而且朱鎔基老奸巨猾，財權上收後，事權卻下放。中央拿走大頭稅收，但教育、醫療、社保等支出責任仍主要由地方承擔，導致基層政府財政壓力巨大，成為「強中央、弱地方」
地方政府錢不夠的情況下，只能依賴兩種收入，一是中央的移轉收入，讓地方更聽命於中央，尤其是貧困地區，造成中國區域發展不均，有錢省份和貧窮省份差距更大。
另一則是為填補財政缺口，地方政府逐漸依賴出讓土地獲取收入，推高地價和房價，形成對房地產的深度依賴。
這是因為當年分稅制談判時，中央為了安撫地方，同意將土地出讓收入（賣地錢）留給地方政府，催生出過去二十年「土地財政」的狂飆。
在分稅制下，地方政府常年入不敷出，且《預算法》最初規定地方政府不得直接發行債券舉債。為了繞過限制，地方政府發明了「地方政府融資平台」（也就是城投公司）。
也就是地方政府將土地等資產注入城投公司，由城投公司向銀行借款或發行債券（城投債），把錢拿來修路、建新區。這些錢表面上看起來是公司債，實際上是地方政府債務，因此中國的隱藏債務才如此之高，在房地產市場泡沫破裂後，成為中國地方財政的未爆彈至今。
到此各位應該明白，外國主流媒體大力稱讚朱鎔基是中國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推手的說法為何有爭議，朱鎔基的確推動了一些市場經濟，但他更像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者，國家主義一直是他施政的一個重要元素，或者說是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並非西方所認知的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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